在后疫情時代，文化、旅游的強勢復振不僅在消費端充當了尋回經濟活力的“先頭部隊”，更因為其特殊屬性承載了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而顯得意義重大和內涵豐富。以上方面的綜合作用之下，為人們觀察疫情后的文化、旅游發展提供了較大的揭示、解讀的空間。而這其中，城市“出圈”無疑是焦點話題之一。

不可否認的是，在流量時代，城市“出圈”4個字當中，后兩個字更容易挑動起人們的神經，因為它意味著流量的直接兌現。而人們常常忽略的前兩個字，恰恰帶出了一個更值得觀察的趨勢：城市，作為一個綜合性的載體和平臺，正在取代原本的場館、景區等場所性概念，直接走上注意力的“前臺”，成為人們體驗和探討文化、旅游消費的“基本單位”。而且，這一趨勢起于新冠疫情前，加速于疫情期間，在疫情后得以充分顯現。

為何如此？首先，根植于近年來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所帶來的城市化程度的提升，以及由此帶來的城市發展理念的更新和對城市功能定位的再認知，城市在作為承載經濟發展的物理空間的同時，更多地被看成人們精神棲居的家園，從這個視角切入，會發現城市精神、城市氣質、煙火氣等擬人化的詞語逐步進入有關城市的敘事。而這樣的敘事，顯然更加天然地與文化、旅游等帶有精神屬性的體驗和消費活動產生了相關性，從而從根本上拓展了它們的發展空間。

其次，得益于近年來“文化+”融合發展帶來的創新和改變，“文化+旅游”“文化+科技”等形成的新業態紛紛突破原有的場館性場所的概念，更加傾向于在具有綜合性生態的物理空間中尋求發展的機會，而近年來城市產業提質升級、城市更新等釋放了大量類似的物理空間，在新業態融合作用的影響下，城市生活中原本的吃、穿、住、行都有了被結合和轉化成新的發展模式的可能性，界限不斷被打破，且融合而生的新業態本身就包含著文化、旅游的元素。

第三，城市作為文化、旅游體驗和消費活動的載體和平臺，其資源更豐富、更立體、更完整，具有更多的記憶點和可關聯的“觸點”，更容易觸發消費者的情感共鳴，從而吸引具有不同需求的消費者群體，并能帶給消費者更加立體的感知結構。

由此不難看出，城市走上“前臺”的根源性原因在于文化在這個過程中發揮的越來越大的作用。文化具有的鮮明特點，正在成為人們認知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人們據以識別和決定其精神消費的重要要素之一，而“出圈”則是其最明顯的表征。那么，緊隨而來的問題則是，“出圈”是可以主動策劃的嗎？或者說，“出圈”是可以長期倚重的一種發展方式嗎？可以明確的是，在自然生發之外，“出圈”肯定是可以主動策劃的，而且很多城市已經這樣做了，但不論是自然生發還是主動策劃，需要明確的是，如果認可城市唱主角的解讀方式，那么就必然要承認城市“出圈”必須植根并生發于其文化稟賦，要在文化內涵的支撐下尋求與時代結合得最好的展現方式。

換句話說，城市“出圈”需要的是長期主義，要不得誰都能上風口上“走一遭”的流量思維。

“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在后疫情時代的今天，在盯住流量、看到“出圈”的同時，人們更應當從宏觀的視角看到文化的根本性力量，否則，在賽道似乎已經悄然轉換的當下，在錯誤的方向上努力向前只會南轅北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