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極速變化的國際環境，美術館事業也不同程度地面臨著地緣與全球的挑戰。在經歷了早期的興建熱潮與快速發展的機遇期之后，國內的美術館事業已經逐步進入考驗專業水準及“自我造血”能力的沉淀期，這不僅對美術館的學術研究、教育推廣、對外交流、公共文化服務等職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承擔著以創新意識與前沿思想對話人民、社會與時代的責任。在美術館的建設之路上，有兩件事情是首要的：一方面，把握國際國內美術館的先進經驗、發展動向與改革趨勢，通過健全規則與提高專業素質保障行業的規范化和學理化，為美術館的建設奠定堅實的基調；另一方面，需要在當代語境中更廣泛地喚起針對美術館機制、知識生產與公共意識的普遍關注和理論研究，提供理論創新與實踐試驗的良好土壤。

只有立足于文化戰略的高度，才能更充分地將我國的美術館事業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前進道路結合起來，使其在構建新發展格局與高質量發展、科教興國、文化自信自強、民生福祉等層面發揮重要作用，因此，開辟中國式的美術館建設道路是必要的。從歷史上看，我國美術館的發展有基于具體國情的特殊性，自建國以來，國內通常將“美術館”定位為有限收藏的“藝術展覽館”。其中，我國的美術館偏重于關注近現代和當代藝術的藝術展覽館，博物館則更傾向于對古物、文化遺存進行收藏、研究與展示，這種現象明顯區別于國際社會將美術館與博物館二者關聯的普遍情況，構成了我國美術館行業在性質、職能、管理歸屬上與博物館的差異，也在另一層面指明了完善我國美術館事業的關鍵所在：中國的美術館建設不能直接挪用博物館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框架，而是迫切地需要結合美術館自身的特點與趨勢，從新的發展情況和現實問題出發，扎根于中國特色的文化語境，拓展出一套適應于本土區域的、因地制宜、切合實際的工作方法。

從建制層面，國家近年持續性地通過政策傾斜、完善機制的方式為美術館提供良好的運營環境與制度保障。在地方上，上海、深圳等地在參照原文化部1986年頒布的《美術館工作暫行條例》和2008年頒布、2014年修訂的《全國重點美術館評估辦法》的基礎上，彈性地兼顧區域內的資源優勢、社會需求，從實踐經驗中歸納出符合地方特征，適配當下發展情境的運營規章和管理制度，通過明確美術館的定義、設施要求、組織運營，以及在公共服務體系中的定位與職責，緊扣現存問題推進機制建設工作，促進美術館事業的高質量發展。這種完善建設標準的敏銳度與自覺性，與美術館行業在政策支持下所堅定的科學化發展路線是密切相關的，也體現了地方深化體制改革、健全產業體系的長遠規劃。同時，美術館應該以何方式在城市的文化生態與協作機制里發揮更大的作用，結合地方的在地屬性、發展環境與資源配置，成為國家文化戰略和國際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應當共同思考和探究的問題。

在全球美術館發展圖景面前，針對美術館現場的觀察、思考、總結與理論構建也亟需步入到系統化的學科維度，美術館的學科與專業建設應該隨著中國當代藝術生態的多元發展及其與國際藝術界的開放對話而向前推進，在承續美術館、博物館學的思想基礎上，提出面向未來的“新美術館學”，從綜合的、跨學科的角度構成中國式的美術館學的前沿思考，反哺美術館機構的工作與實踐。這不僅需要堅持以“人”為主體的文化建構，還需通過美術館工作方式的轉變帶動公眾的主動性和主體性，強調突出公民作為“參與者”的角色和大眾教育的重要性；與此同時，拓展美術館空間的邊界，在人文關懷和社會介入基礎上，探討公共空間與公眾之間新型的、多向度的互動關系，以起到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這些新的美術館實踐與理論研究，會積極推動美術館成為參與文化建構的行動者和對話者，也將在國家和地方城市的多方努力下，作為補充文化生態有機循環、促進社會共建共享的關鍵一環，為我國文化領域與藝術行業注入理論與思想的活力。

（作者系廣州美術學院新美術館學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