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部電影集團（以下簡稱西影）成立65周年之際，作為全國重要的電影集團，西影在中國電影的發展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發揮著一定的作用和影響。而與西影共同成長的西部電影是中國電影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們互相映照，作為彼此的時代注腳，見證并深度參與了中國電影的成長、發展和繁榮。

縱覽前世今生

在談到“此時此地”的新時代西部電影之前，首先需要再次正視西部電影這個命題。作為一個學理性的命名，西部電影實際上是一個意義豐富且不斷在擴延調適的命題，在縱向和橫向上輻射了多重內涵，它并非是靜止不動的，而是綿延流動的。那么，如何在流動的時間和空間中去考察西部電影？或許需要回到西部電影的起點，回到“彼時彼地”去觀照它。

這一切要從1984年說起。1984年3月，中國文藝評論家、電影美學理論家鐘惦棐在西影廠率先提出了“立足大西北，開拓新型‘西部片’”的理論倡導，這是西部電影作為理論性命題被提出的源頭。當時，西影廠拍攝了《人生》一片，它的面世與西部電影的提出直接相關，以一種全新的面貌給中國電影帶來了震動，同時也提醒了某種類型出現的可能性。隨后，20世紀80年代的一批電影——《黃土地》《野山》《老井》等相繼面世，為處于低迷期的中國電影獻上了驚喜。從另一重維度來說，這些電影呈現出相似的視聽表現、相近的美學追求和相同的文化觀念。于是，西部電影正式登堂入室，它以“強勢”的類型特征、美學意涵和文化心理昭示了自我的在場，這也是西部電影之所以能夠成立以及理論化的基礎和必要條件。

由此，西部電影指涉了三重含義。首先是作為類型的“西部電影”，這些電影在題材選擇、主題表現上具有濃郁的西部風情，包括自然環境、民俗文化等。其次是作為美學風格的“西部電影”，它強烈的影像美學呈現，使其作為一種明顯的標識在中國電影中獨樹一幟。再次是作為文化觀念的“西部電影”，在類型和美學的基礎上，其核心通向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勾連起對中國文化的深刻反思。需要指出的是，這三重含義不僅識別了西部電影，同時也被認為是中國電影在轉折年代的整體特征。

作為一個流動的命題，隨著時代的發展，西部電影在以上三重含義的基礎上仍在發生著變化。進入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雙旗鎮刀客》《一棵樹》《悲情布魯克》《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美麗的大腳》《日出日落》《可可西里》《高興》《塬上》《柳青》《樹上有個好地方》《撥浪鼓》等影片的出現，展示了西部電影的紛繁多樣。同時，在市場化、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下，“一帶一路”倡議為西部電影提供了更多條件和機遇。因此，西部電影的識別在類型、美學、文化的含義上，增加了產業、技術等參數。而西部電影之所以璀璨，能夠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在于其內在精神的彰顯，它為中國電影提供了一種文化動能，賦予了一種永久性的精神力量。

把握時代機遇

從過去回到當下，應當如何準確定義和把握西部電影的內涵？“時”與“勢”作為新時代西部電影發展的核心要義，回應了西部電影的變奏和取徑方向。

所謂“時”，為包括西部電影在內的藝術創作等提供了新的時代機遇。具體而言，首先，“一帶一路”倡議給予了中國電影尤其是西部電影新的發展空間，也為西部電影注入了時代的新內涵。在這一大背景下，《天將雄獅》《絲路英雄》《大唐玄奘》《功夫瑜伽》等反映絲路文化及絲路人物的電影陸續出現，挖掘了西部電影的新元素，展示了西部生活的文化面貌，是新時代西部電影發展進程中的重要內容。值得一提的是，“一帶一路”倡議的輻射面不僅僅止于創作，還包括傳播，例如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作為其中重要的傳播品牌，不僅擔負著電影傳播與交流的功能，也在宏觀意義上承載著西部電影的新時代追求。

其次，如果說“一帶一路”倡議是以經濟戰略促進電影的發展，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的施行則標志著中國電影產業化進程中新的躍遷。西部電影作為中國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需要在新的產業環境中調整身姿，與新的時代契機相適應，向著產業化的方向發展。當然，西影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引領作用，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不過，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是，在談到西部電影時，相關聯的關鍵詞常常是美學、文化、民族、精神等，而產業出現的頻率則不那么密集，一方面，這體現出西部電影在美學、文化層面的深遠意義，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其正面臨產業轉型的困境。因此，西部電影如何繼續深化產業化進程，或許是當今至關重要的一個問題。

再次，新時代引領新征程。2021年，國家電影局發布《“十四五”中國電影發展規劃》，以“推動中國電影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圍繞“建設電影強國”目標，擘畫了中國電影發展的新藍圖。電影高質量發展為西部電影再次提供了多元發展的可能性，西部電影必須牢牢把握新時代給予的新機遇，再創新輝煌。

多重借勢發展

如果說“時”顯示的是縱向坐標上的時代變遷，那么“勢”則體現為橫向坐標上的取徑方向。所謂“勢”，是指一種特定方向的運動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20世紀80年代西部電影的崛起和蓬勃發展正指向這一邏輯。在新時代語境中，要怎樣借“勢”而為，是需要思考的議題。

其一，從文學資源中借勢。毫無疑問，西部電影的揚名離不開文學資源的滋養，20世紀80年代的《人生》《野山》等電影，恰是得益于文學的養育而獲得巨大的銀幕回響，從而開啟了西部電影的嶄新征程。后來的《高興》《白鹿原》《狼圖騰》等影片持續挖掘了文學的養分，使更多的西部電影進入大眾視野。2021年，電影《柳青》更是提示了文學資源之于西部電影實踐的新路向，是一個可資參考的文本。

其二，從地域生活中借勢。西部電影當初是作為一個地域概念而出現的，因而從與之最密切的現實地域生活中汲取營養，是最有力量也最自然的表達。近兩年出現的《樹上有個好地方》《撥浪鼓咚咚響》令人驚喜，它們并沒有追尋20世紀80年代的宏大敘事，而是聚焦于普通人，在看似小的事件中折射出一種舉重若輕的力量，呈現出西部電影的新樣態。

其三，從地貌生態中借勢。西部電影的影像美學之所以別具一格，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展現了廣大西部地區地貌生態的獨特景觀，如《可可西里》《狼圖騰》等，通過壯觀、有質感的場景和極致的畫風，反思了自然規律和人的關系，給予觀眾震撼的視聽感受。

其四，從民俗文化中借勢。作為一個涵蓋類型、美學、文化、產業多重面向的命題，民俗文化是西部電影借勢的重要方向。數年前，吳天明導演的《百鳥朝鳳》就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十四五”中國電影發展規劃》明確指出，要堅持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也為電影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指明了方向。因此，秦腔等典型的民俗文化也成為西部電影可以獲取的養料。尤記得1997年一部名為《大秦腔》的影視作品非常精彩，原汁原味地展現了地方文化的風貌，期待也能持續生產更多相關的西部電影。

回首過去，西部電影的來路浩浩蕩蕩；立足現在，“時”與“勢”都已就緒；望向未來，西部電影的新征程正在進行中。相信在西影的帶領下，西部電影的發展會更加繁榮。

（丁亞平系上海戲劇學院PT計劃特聘專家、青島科技大學兼職教授；王婷系西北大學文學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