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時，有媒體形容，非遺的人才培養自此進入了快車道。不過我覺得，與其說是快車道，不如說是有了一個專線——過去高校中想要培養非遺方面的研究、管理人才，都是借助別的學科來招生，現在名正言順了，這非常重要。”2021年10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天津大學設置全國首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學交叉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中國民協名譽主席、天津大學教授馮驥才稱之為為非遺人才培養開了“專線”，他表示，學科的設立，表明“對非遺的科學保護和發展是時代的需求，培養非遺研究和管理人才是高等教育的使命”。在馮驥才的帶領下，天津大學成立了致力于非遺學學科建設的專家委員會，并完成了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碩士研究生的錄取工作。

不久前，非遺教材體系化搭建工作的全面啟動又一次使非遺學科建設受到大眾的關注——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在線舉辦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教材”編寫啟動會，由馮驥才擔任主任的天津大學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教材”編輯委員會正式成立。“為非遺學設計一套教材，是為非遺學學生們準備好豐足的學習食糧，這是他們向前方遠行的必需品。”馮驥才說。

人才需求呼喚非遺學科建設

其實，自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國非遺保護工作正式啟動開始，一系列非遺“概論性”書籍就隨之出現了。2004年和2006年，向云駒分別出版《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和《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王文章于2006年主編出版《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苑利2007年編寫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學教程》，并于2009年與顧軍合著《非物質文化遺產學》……

非遺基礎讀物的接續出現，可是成體系化的非遺學科卻遲遲沒有建立起來。正如北京聯合大學教授顧軍所說，和學術研究相比，人才培養要復雜得多，遠不是幾本非遺學概論就能支撐起來的，“成系列的核心課程和核心教材、經過專業培訓的師資隊伍、成熟的硬件設施等都是必需的。”

為推動非遺保護科學體系的建立，馮驥才明確提出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學”設置成為獨立學科的建議。這一建議受到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一系列舉措相繼出臺。2021年3月，教育部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列入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的新專業名單；同年4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下發了《關于推動部分學位授予單位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方向人才培養試點工作的通知》；同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加強高校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科體系和專業建設，支持有條件的高校自主增設碩士點和博士點”。而天津大學也獲批準設置非物質文化遺產學交叉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

“這標志著我國非遺人才培養進入了高層次、專業化的全新歷史階段。”顧軍介紹，當下高校的非遺教育，都是將非遺課程置于其他學科的專業課程體系之下，比如，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央美院等將非遺教學設在藝術學之下，更偏重于非遺中的民間藝術、民間美術；中山大學則將非遺教學設置在中文系，偏重于民間戲曲、民俗研究。“在相關專業所依托的傳統學科課程體系框架下，增開一些與自身學科相關的非遺課程。非遺并沒有成熟的課程體系，這是當下非遺教育的現狀。”顧軍說。

這種教育體制下，對非遺專業人才的需求自然得不到滿足。“當下，非遺教育需要培養兩種人才：非遺研究人才和非遺管理人才。其中，管理人才可以說是急需的。”馮驥才表示，要培養管理人才，就需要請管理學相關專業的專家進入到教學中來，這就體現了建立一個非遺學交叉學科的重要性。

教材編寫要幫助教學實踐落地

“2006年開始，我產生了建設非遺學學科的設想。之所以要進行學科建設，是因為我注意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用現有學科中的概念和理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非遺保護面臨的種種問題。比如說，要做好非遺保護，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是非遺？什么不是非遺？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民俗學、藝術學、人類學等相關學科都無法為我們提供科學的、標準的答案。這就要求建立一門新的學科，從根本上解決非遺保護的問題。”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苑利告訴記者。

十多年來，中國的非遺研究者做了大量的推動工作。苑利表示，從2003年啟動非遺保護到今天，中國的非遺研究和保護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也出現了很多令人警醒的教訓，“這些經驗、教訓和我們對理論與實踐的積極探索一起，為非遺學學科建設提供了重要參考。”

而這些成果和經驗也首先被使用到教材的編寫之中。中國文學藝術基金會秘書長、中國評協副主席向云駒擔當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教材”中《非物質文化遺產通論》一書的編寫工作，他表示：“在編寫工作中，會適當整合現有的研究成果和共識，并對現有的研究進行深化，希望在學習這門課程后，推動和促進學生們對非遺的認識。”

“要體系化地建設一門學科，教材的編寫非常重要。教材是站在專業學科的高度，在學術前沿的位置，幫助教學實踐落地。”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協主席、山東工藝美術學院院長潘魯生承擔了“系列教材”中《民間文藝學教程》的編寫工作，他表示，在編寫這一教材時，要特別全面、準確地闡釋本學科的基礎理論、基礎知識、基本方法和學術體系，以滿足教學需求為導向。

天津大學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教材”提供的“編寫總綱”中提到，該系列教材“圍繞非物質文化遺產學基礎理論、中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史、非物質文化遺產田野調查方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等方面和非遺學下設的二級專業編寫教學用書。”而《非物質文化遺產通論》《民間文藝學教程》《傳承人口述史教程》首批三卷教材的編寫工作已先行啟動。據悉，這三卷本教材擬于今年年內完稿，新學期即可在教學中使用講義。

建立完整的知識體系和嚴謹而明晰的理論體系

“非物質文化遺產學學科建設，教材編寫當然非常重要。但不能忽視的是，作為一門新的學科，非遺學需要有一個龐大而系統的學術體系和課程體系作為支撐。非遺學到底需要開設哪些課程，這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苑利認為，非遺學學科必須要有三大類課程：專業必修課、專業選修課和田野實踐課。除此之外，還需要有非遺普及讀本的幫助。“我們很注重這一點，也組織編寫了《非物質文化遺產通識教育讀本》（5卷）、《非物質文化遺產進校園教輔教材》（20卷）以及《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北斗叢書》（20卷），將從今年開始陸續出版。”苑利介紹。

除了教材的編寫和課程的設置，對于非遺學學科建設，專業師資隊伍的培養也非常重要。“目前來看，囿于傳統學科體系的局限，非遺教學師資只能來源于其他不同學科，比如民俗學、歷史學、藝術學等。”顧軍表示，多學科背景的師資隊伍固然有利于非遺學交叉學科的建設，但教學者也需要自覺地補上文化遺產學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基本理論這一課，改變原有學科的慣性思維，能夠運用文化遺產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研究和教學。

為了培養專業化的非遺教學人才，從2014年開始，苑利就與北京聯合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凱里學院、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單位合作，連續9年在全國舉辦了五期全國高校非遺教師培訓班。“9年來，培訓班共培養包括全國高校非遺教師在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及教學人才1400余人，涉及高等院校300多所。”苑利認為，當下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業已經漸漸融入到了中國的主流教育中，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學這門新興學科的條件已成熟。

對于未來非遺學學科建設，馮驥才表示，非遺教育要牢牢把握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完整的知識體系和嚴謹而明晰的理論體系，這是教學的根本，也是學術的根基；二是將田野教育作為非遺學獨特的教育方式，因為田野是非遺學最重要的工作場域和工作方法；三是要與培養目標緊密結合，不僅要培養研究人才，更要培養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