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國立博物館（KyotoNationalMuseum），始建于1897年，是日本最具影響力的博物館之一，以其豐富的亞洲藝術品收藏而著稱。

深秋的京都，并沒有“蕭蕭風雨變涼意”的蕭索，卻是“柿葉翻黃楓葉紅”的雅致。嵐山的寶巖院、音羽山的清水寺，都是觀楓的絕佳之地，而我的心里卻惦記著京都國立博物館里的宋明雅韻。

從著名的三十三間堂北行數十步，但見浮雕的門楣，羅馬式的立柱，還有紅磚裸露的外墻。博物館的主體是由片山東熊設計的，融合了佛教、和風與巴洛克風格的折衷式建筑，象征著明治時代的“和魂洋才”精神。

今年日本各地的博物館、圖書館、大學、寺院舉辦了以明治維新為題材的專題展，連鎖書店、古本屋甚至是7-ELEVEN書攤最醒目的位置都是與明治維新題材相關的圖書、期刊、報紙。而今年又時值京都國立博物館開館120周年，京都國立博物館聯合了數十家博物館、寺院、神社推出了《京都國立博物館開館120周年紀念特別展覽會》。展覽既是為了慶祝日本明治維新的勝利，也是紀念博物館的開館，當然，這其中也蘊含著反思明治維新的意味，在維新運動中，日本的傳統文化遭到摒棄，古跡、古物、名勝被破壞或改為他用，寺院、公家的累世收藏，或付之一炬，或被作為廢物回收。而京都國立博物館的創建，正是為了在明治時代“歐化主義”與“毀佛廢釋”的浪潮中，保護古跡與古物，成為捍衛傳統文化的象征。

展覽分為繪畫、書跡、雕刻、工藝、考古等五大類。繪畫分為中國繪畫與日本繪畫，傳牧溪真跡的《觀音猿鶴圖》、雪舟《四季山水圖卷》、長谷川等伯《松林圖屏風》、長谷川久藏《櫻圖筆貼付》、《傳源賴朝像》等都是日本的國寶。雪舟，是日本室町時代著名畫家，名等楊，曾隨遣明船訪問中國，師從明代著名禪畫家周文，《四季山水圖卷》是其代表作，意境空闊，清脫純凈，在長達15米的畫幅中，以簡約的筆意，展現了四季的山巒、江水、丘壑、疏林與人物，體現了禪宗“明心見性”、“不立文字”的宗旨。

書跡部分展出了空海《聾瞽指歸》、最澄《久隔帖》、小野道風《三體白氏詩卷》等國寶，其中有中國宋代慶元刻本《后漢書》、唐寫本《漢書·楊雄傳》等珍稀漢籍。空海，亦名遍照金剛，日本著名的留學僧，“入唐八家”（日本留學唐朝的八位著名僧人，有最澄、空海、宗睿、惠運、圓行、常曉、圓仁、圓珍等）之一，曾與最澄隨遣唐使入唐學法，歸國后，創立了真言宗。其書法學王羲之，又有所創新。《聾瞽指歸》是其代表作，筆勢委婉含蓄，遒美健秀。

漢倭奴王金印是此次展覽的一個亮點，日本媒體稱之為“最小的展品”，也是最受歡迎的展品。等待觀印的人從展柜旁一直排到走廊里，多達百人，很多游客都自備小型望遠鏡，在人山人海中遠望國寶。漢倭奴王金印，1784年出土于日本北九州福岡市志賀島，是東漢光武帝劉秀賜給日本倭奴王的印璽。《后漢書·東夷列傳》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漢倭奴王金印的出土證實了早在2000年前，中國與日本已經建立起友好交往的關系。

此次展出的文物中，數量最多的佛教藝術文物，如京都仁和寺的藥師如來坐像，清涼寺的釋迦如來立像、大阪金剛寺的大日如來坐像、不動明王坐像，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普賢菩薩像、孔雀明王像、奈良藥師寺吉祥天像等，都是日本的國寶，時代為奈良到平安時代，相當于中國唐宋時期，既有曹衣出水、吳帶當風的南北朝遺風，又有豐腴健美、袒露上身的盛唐風韻，也有獨特的日本式的靜默凝思。

展覽的服務也做得十分到位，如中、日、韓、英、法五種語言的語音導覽設備，中、日、韓、英四種語言的宣傳彩頁，中、日、英三種語言的藏品說明，毎日新聞社特別印制了展覽專刊，介紹此次展出的國之重寶。文創商店中，有精裝、平裝兩種規格，英文、日文兩種語言的展覽圖錄僅漢倭奴王金印就研發出近10種商品，從佩飾、文具、明信片到陳設、文化衫等，價錢從四五百日元到上萬日元不等。

雖是京都國立博物館開館120周年紀念展，卻是亞洲文物的薈萃，雖是日本的國寶，卻見證著中國、日本、朝鮮半島的千年交流史。

想起溫庭筠的《送渤海王子歸本國》：疆理雖重海，車書本一家。盛勛歸舊國，佳句在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