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端廷（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外國美術研究室主任）

巴比松畫派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在1977-1978年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不久，改革開放前夜，中國引進了法國19世紀農村風景畫，展覽里面的大部分內容就是巴比松畫派的作品，甚至說巴比松畫派的作品構成了這個展覽。這個展覽當時在北京、上海巡展，當時改革開放中國國門初開，中國人重新睜開眼睛看世界，特別美術史家如饑似渴需要國外藝術信息，全國各地的藝術學府包括藝術家都來到北京和上海參觀展覽。09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中國美術60年》寫了60位美術家，寫了陳丹青，以一個人和他的代表作作為書的內容。我被人民美術出版社委托采訪陳丹青和他的《西藏組畫》創作情況，陳丹青在那次的訪談中第一次提到，《西藏組畫》的創作一個重要的觀念上藝術語言上的轉機就來自于巴比松畫派，他以前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后來我追問他的時候，他突然意識到，巴比松畫派跟《西藏組畫》的關系。

巴比松畫派對中國的影響有兩方面，社會學意識形態方面，我們擺脫了蘇聯的社會主義藝術長期的影響，藝術語言上從蘇式的寫實主義轉向正統的法國的油畫。何多林那一代藝術家都受到法國19世紀巴比松畫派巨大的影響，這是巴比松畫派對中國當代藝術啟示性開創性的意義。

我想從一個大的社會背景，不僅僅是意識形態，從文明的發展來看巴比松畫派，巴比松畫派可以說是西方社會的工業化初期，從它們傳統的漁獵文明、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的一種工業現象。當時法國18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持續將近一百年的工業革命，對法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產生巨大影響，巴比松畫派描繪的正是這種生產力、生產方式和社會轉型的一種形態。那時候的法國也正是一個從手工勞動向機器勞動轉化，人們從鄉村生活向城市生活轉化的過程之中。與此相關的，當時法國的文學小仲馬的《茶花女》，雨果的《悲慘世界》，里面所描繪的生活就是當事人的生活狀態。《茶花女》里面的主人公正是從農村進城市的一個典型人物，從農村姑娘到巴黎"巴飄"，相當于現在大量的農民工進城，成了妓女。巴比松畫派當時的藝術家對新生的工業文明的不適應，表達對農村生活，對鄉村風景的一種留戀。可以說，巴比松畫派是工業文明進程中西方藝術史中對自然風景或鄉村生活的最后一瞥，再接下來的印象派繪畫中，城市生活和城市風景變成了繪畫主要的題材。處在這么一個歷史轉折點上，它的意義可能從文藝的角度來講要這樣認識它。

從巴比松畫派再回到中國的現實中，我覺得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對應性。我早在十年前寫過文章，我們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從普爾貝到印象派的過渡階段，而這個階段不是一兩年或者一個人的一生所能完成的，甚至要持續100年甚至200年。現在中國的社會是一個折疊的社會，既有古老的傳統的文化，包括道德觀念、生活方式，全球化時代相重合啊，我們中國的社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但是從基本的文明形態來講，我們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城市化、工業化和全球化的時代。農民大量失業，農民工這種特殊的身份出現，農民大量進城，是工業化、城市化的一個具體體現。某種意義上來講，巴比松畫派就是我們的現實，溫故而知新，我們知道中國的藝術、中國的社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態。中國大量的藝術家迷戀自然風景，迷戀鄉村生活，這樣的藝術家還非常多。與此同時和西方同時代的全球化現在是一個后文明時代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結果非常復雜的景觀。在兩極之中，在中國的傳統農耕社會和西方將近300年、200多年的工業化的成果引入兩個方面，中國處在一個非常復雜的狀態。現在回顧巴比松畫派對農村風景的迷戀給我們帶來非常親切的一種感受。

《澤西島上的兩位軍人》創作于1885年，描繪兩個軍人在海港海岸邊，海中的船既有噴著煙霧的蒸汽機船，也有風帆推動的帆船，他們正處在自然社會和工業化社會的交替狀態或者并行的狀態。人力勞動和馬牛畜力作為生產工具的勞動場景，印象派之后人力勞動、畜力勞動被經濟勞動所替代，巴比松畫派描繪的正是這樣一個從手工勞動向機械生產轉化的歷史過程。他們作為藝術史上的時代的標本，對當今如何認識我們這個時代非常有意義。

編輯：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