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癡迷戰國秦漢簡牘。雖然公務教務繁忙，但腦子里總是在轉悠這個神秘又有趣的“簡牘書法”。細細梳理，大約已經在四個方面齊頭并進，計有（一）有學術論文研究如《章草起于“戰國古文”考——關于簡牘書法史上一個重要命題》兩萬言長文；（二）又有一個“簡牘書法系列”約50-60件作品。是對簡牘研究的一組書法札記；（三）還重拾舊題，重新檢起近十年前在北京中國美術館《意義追尋》大展中的一個板塊曰《簡牘百態》，繼續創作了新的《簡牘百態》研究作品約30品，對之從技法、形式、風格多角度進行了各種嘗試；（四）在浙江美術傳媒拍賣所主辦的“美術名家課堂”作教學示范，網絡授課，講的就是《居延漢簡》《敦煌馬圈灣漢簡》的技法特征。這樣一輪的立體式探討，主題鮮明，符合我們“學院派書法創作模式”的“主題先行”的基本原則，相信在我過去的創作生涯中也不多見的。

過去我們習慣于把簡牘書法作為碑刻書法的附屬，碑刻為主，簡牘為從；碑刻為尊，簡牘為卑。這是自古以來書法史的規矩。青年時代讀錢存訓氏的大著《書于竹帛》，乃知簡牘之書竟然還依附于后起的縑帛和剛剛被發明的珍貴的紙張。紙帛為貴而簡牘乃為賤，還是附屬的位置。從我們對書法史的認知模型而言，簡牘之先屈于金石，又屈于紙帛，實在是一個很難動搖的結論。換言之，它應該毫無經典性可言。比如，傳世幾十萬片新出土的簡牘，既無名作可舉，又無名家可列；目前的標識方法，乃是從出土發掘之地來區別，比如居延、武威、敦煌、或長沙、岳麓、江陵、荊州、云夢；再細一些，是睡虎地、銀雀山、馬王堆、周家臺、懸泉置、郭店、尹灣、包山、謝家橋、馬圈灣、走馬樓、里耶等等村落山陵之名。與《史記》《漢書》以下的中心城市如長安、洛陽、汴梁、臨安、大都等等并無瓜葛。以之論經典，實在是土得掉渣，“卑之無甚高論”也。因此，在紙張發明之前，“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后漢書》）；于是才有了蔡倫造紙和紙張的應用。“縑貴”者，帛書材料貴重。簡牘不貴重，材料隨手可得，但份量太重而笨拙，蔡倫造紙的傳說是在東漢，但記得二十多年前有一次在韓國首爾的關于印刷術的學術研討會上有緣見到潘吉星老前輩，他是研究造紙術印刷術歷史的頂尖大家。他說紙張的發明應該上推至西漢。而錢存訓《書于竹帛》更指出“紙”這一漢字早在戰國簡牘即有之。那么，簡牘初起，到了廣泛應用的階段，因為笨重而繼有縑帛、再發明紙張。但即使有紙帛，也必在全面應用之前，有一個竹帛并存、簡牘與紙張兼容并行的較長時期。

在這個并存時期，簡牘的形制對我們具有極大的學術涵義。王充《論衡》有“斷木為槧，柝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之語。可知當時書寫在材料上的工藝制作過程其實十分繁難。而更具體的，是“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后漢書·周磬傳）。寫堯典在簡牘上，編成冊，還附有刀筆工具。這樣的風氣，導致了漢字書寫一取縱直之式，以構成“行”；二取連綴成冊（篇）以錄長篇文字。即使是同時也用縑帛，仍然是“先竹書為易刊定，再上素（帛）也”——先用竹木簡書寫，可作修改即“殺青”，定稿后再抄在“素”即縑帛上。縑帛面積寬廣，本不必如簡牘縱行瘦長，但因為先有簡的書寫習慣即“竹書”意識，約定俗成取縱行，故爾即使是在縑帛寬幅上也自然形成了縱勢行列。

我在創作《簡牘百態》各件時，特別重視去發掘這個“縱行”的空間意識，以各種字形大小和書風雄秀不同而錯綜其間，既為探索書法的章法變化尋找更豐富的藝術語匯；又能將不同的用筆法交替呈現出來，比起目前書法作品習慣于單一的橫成行縱成列的一般書寫，自然更見活力而不雜亂，紛紜而有秩序。

竹書簡牘狹而長，縑帛紙張寬而大，兩者的“語調”各有不同。以竹書而作紙帛之書，是寬幅上寫窄字，本屬自找麻煩；但運用得當，反而不同于庸常而有一新面貌。倘多用于當下書法創作，則真可以演化出豐富多彩的“百態”。書法從寫毛筆字走向藝術，不就是要這種有創意的形式效果嗎？

2017年11月6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