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7年10月27日下午，“一個人的藝術史——方力鈞”在北京民生現代美術館盛大開幕。本次展覽由中國民生銀行、北京民生現代美術館主辦，北京民生文化藝術基金會協辦，得到了合美術館的鼎力支持。作為北京民生現代美術館當代藝術家個案研究系列的重要項目，展覽以18個章節的方式全面的呈現方力鈞藝術生涯中的變化歷程，并以長時間反復確認藝術家生命、創作歷程中至關重要的關鍵詞共同形成揭示其作品圖像背后的心理路徑，是不同于歷次方力鈞個展的獨特之處。
那么，此次展覽的策展人、合美術館館長黃立平對方力鈞個案研究的邏輯線索和思考路徑是怎樣的?方力鈞個案研究與中國當代藝術的內在關系是怎樣的?在合美術館與北京民生現代美術館合作的項目，這類館際間的交流延展出的意義和對美術館運營模式又有怎樣的意義?熟悉黃立平館長的人們都知道他不僅是合美術館的創始人也是一位企業家和收藏家，那么他的個人收藏與美術館的收藏之間是如何的關系呢?帶著這些疑問，雅昌藝術網與黃立平館長展開對話。
合美術館館長黃立平
Q&A
Q：雅昌藝術網謝慕裴剛
A：此次展覽策展人、合美術館館長黃立平
Q：“一個人的藝術史——方力鈞”的策展思路和方法線索是怎樣的？
A：我們有一個基本的看法。首先，當代藝術的概念從出現到引起大家關注，再到官方接受的過程很快。因為市場的參與，在短時間內變得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藝術理論的研究是不夠的，因此他未來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方向，從對過去的研究中應該找到一些什么樣的符合這個時代需求的東西，這一些都需要展開相應的工作，這也是美術館的工作任務，或者說也是一種文化使命。
去年合美術館辦了方力鈞的手稿研究展。這個工作是2015年展開的，當時希望能夠從一個具體的方向研究藝術家個案，達到見微知著的作用，從而展開我們對藝術史的關注。
我們之后會做一些討論來明確未來還要繼續做什么。方力鈞去年國內外有四個個展，比較少見，也引起了我的關注。有合美術館的“另類生存——方力鈞手稿研究展”;武漢大學萬林美術館的“方力鈞文獻展”;在湖北美術館有“再識方力鈞”的五年創作匯報展;又在11月瑞士日內瓦陶瓷博物館皮埃爾策劃了“裂變”陶瓷為主題的展覽。在這樣的框架下，民生美術館希望今年再做一個方力鈞的展覽。周館長希望在過去已經有一定研究的基礎上我們能夠繼續延伸。讓我策展的目的，是能有新的角度和突破，這個展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
這次策展對我是一個挑戰。不說時間上的原因，能找到什么樣的新角度？從去年11月份開始思考這件事，當然客觀上促使我對當代藝術的發展必須要系統思考，因為我如果沒有一個系統思考就展覽做展覽這件事我們找不到一個合適的立足點，當然這個過程我個人的幾個基本的想法和判斷大概是這樣的。第一個的確要尋找當代藝術發展的方向，在當下，在這個時代跟整體文化的主流的關系，我認為是當代藝術應該代表著文化創新發展的方向，而且不是一個支流，他是一個主流。因為我們現在總體的社會文化發展的大的格局是要創新驅動，你放到文化角度上講，如果僅僅是傳承，僅僅是去講古代人講的話，講古代的故事，我覺得是沒有時代性，所謂的當代就是要對過去的突破，本質就是一個創新的主題，所以應該去確定當代藝術的創新本質，我想這是一個帶有方向性的問題，他是一個面向未來的，跟當下的經濟、文化、科技、政治有著一種協同關系的東西，我覺得站在美術館的角度，我們可以是一個更開放、更包容的一種態度，接受任何新東西，同時應該更關注的是體現整個社會文化發展方向的東西，在這個上面去找到一些歷史性的啟示，這是第一個。
第二，藝術史首先應該體現為藝術家的個人史。我們如果不能以一個一個的把藝術家的成長經歷，尤其是他們在社會的變革過程中，我們講當代藝術是這個變革的歷史，他們的人格心理形成跟社會的關系這個背景講清楚，始終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東西，令人費解的東西不太和有太大社會意義，所以我在合美術館創辦的過程中，我立的一個重要的宗旨，就是要讓當代藝術走向大眾，他要產生社會意義，不是一個少數人的事，不是一個自娛自樂的事，也不是一種情緒的宣泄的事，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不是簡單的批判，他應該是能夠貢獻一些積極的東西，比如說我們現在講精神世界的重新的建構，我們講人的精神自由，我們講現代核心價值觀上涉及到人個人發展若干的邏輯，其實都跟當代藝術有關系，我們得用，跟這個時代相類似的概念體系重現看待藝術的發展，所以對藝術家個人的這種符合時代要求的歷史性的判斷就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這個展覽之所以定成一個人的藝術史，其實也就是這種思路的一個結果。
我考慮這個展覽的時候，重要的是從三個角度：
第一個角度是單一的這種情景分析，貢布里希的方法當然是一種方法，過去展覽策劃中用的不多，但是放在中國幾十年的發展背景中來看必須要加上一個大的歷史邏輯，總體架構是一個情境邏輯跟歷史邏輯結合的一個思路。我們得放到整個社會進步的角度來看，放到藝術家個人成長的環境中來看，他的產生的歷史背景，這個中間有社會的，有心理的，有歷史的綜合性的因素。
第二個角度我們看一個藝術家對時代的影響或者是貢獻究竟是從什么角度入手，過去常見的方法是從代表作入手，找到一個藝術家的若干代表作似乎藝術家在歷史上的地位就能夠斷定，我覺得方力鈞藝術活動的整個歷史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不能從具體作品入手。
方力鈞有個特點非常突出：
90年代他就意識到藝術家對這個時代的影響是整體。他很希望每一件作品都是他跟社會互動的結果。他不是追求某一種完全形式的改變，就形式而談創作。看到某種過去的形式，由此受到啟發來產生自己的一種新的語言，不是這樣的。
這方面我們過去在個案研究上不多。我從若干個大家公認的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資料里去翻閱，找不到這樣的研究方法。他是把他的每一個工作狀態都立足于他對這個時代，對生活的這種現實感的體驗上，這一點有一致的。這個一致性其實是決定藝術的思想，決定藝術的歷史地位的最根本的部分。所以我就希望能夠在整個展覽中展出的作品體現整體感。體現整體感的一種方式必須是作品與作品之間的關系要有所交代。
我在參與和研究當代藝術發展的過程中，有一個突出的體會是美術館對藝術家的藝術思想、作品是需要做解讀的。如果不解讀僅僅是陳列出作品來，要么是已經被歷史蓋棺定論的作品，大家公認的;要么大家對他比較費解的，正在發生的鮮活的東西出現時候美術館是要做引導的。所以這個展覽我們希望在這個方面做一些探討。首先是要判斷對他個人的創作，哪些重要的片斷，是他的記憶最深刻的。從童年開始梳理，用自述的方式去表達，這個時期若干作品是因為什么樣的故事對他產生了影響，這就是情境的方法。
我們從更大的歷史框架中看，比如你不用更大的背景，就用這個小的情景其實看不太清楚。我們梳理了40多個這樣的情境。每個都讓方力鈞講，講完了以后要去判斷他最敏感的詞是什么?我要找關鍵詞，其實關鍵詞就是他的藝術思想的這種最基本的東西。再往下發現就能找到基因了，因為不斷講的時候就能夠有關鍵詞，比如說光頭、野狗、玩世，這是過去大家公認的關鍵詞。其實背后還有，比如他講曖昧、始終、飽滿、分裂等等。其實這些都是他在無意識狀態中講的。
Q：哪些詞出現的頻率最多?
A：我反復的討論的信息進行分析，就逐漸接近了真實。經過七、八次的互動過程。我把心理學研究的方法用到對藝術家的研究中，只有在這樣深度的分析基礎上，得出來的結論才比較準確。
這樣一來，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他的藝術創作自覺的出發點，也是他的落腳點，我用的分析方法，叫做以終為始。
我覺得這個判斷在他身上比較貼切，因為他總說始終。對始終關系要有所判斷，究竟什么是始，什么是終?跟《華嚴經》里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有關系，所以他講“終”的時候，體現極致。講“始”的時候是某個結束的重新開始。所以在這種輪回的過程中，形成了整個藝術的整體。
另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的，一批學校里受過教育，應該是被畢業分配到機關單位工作的人，脫離體制成為以藝術創作謀生的獨立個體身份。這個角度需要研究，因為重點是跟改革開放的大背景的關系。這是歷史邏輯，為什么會在80年代和90年代發生這樣的變化，我本人也參與其中，所以我比較理解。
從藝術創造者的文化身份上講是特別有意義的。過去沒有從這個角度展開更多的研究，一個人的文化身份決定一個人的文化主張，決定他的文化態度。藝術創造是極端個性化的工作，一定要在精神自由的狀態中才可能作出對這個時代最直接的，比較準確的，現實的回應。否則，創作上會簡單地向技術性的發展，學院的藝術就是這樣在發展，背離了當代藝術的本質。
另外，主流的文化主張，是藝術為人民，藝術源于人民。但是從藝術家的角度，還不僅僅是為人民和源于人民，也不僅僅是扎根于人民，因為藝術家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和一分子。藝術家作為人民的一分子跟人民是同質關系，不是異質關系。
如果扎根于人民，藝術家是植物，人民是土，就是兩個部分，而現在是作為人民的角度去傾訴自己的感情，這個是真正的人民性。所以我得到一個判斷，當代藝術是具有野生性的藝術，而野生性就是人民性。這樣當代藝術與主流文化就建立了關系，把當代藝術作為另類，是不對的。
文化發展要創新，要有新的高度，中國人在世界舞臺上有自己的語言，和世界有精神共享，未來國際影響力更加擴大，中國真正成為一流的現代化強國。這種地位靠什么呢?靠創新，創新靠什么呢?靠當代藝術。這個邏輯我想通過這個展覽或通過方力鈞個案研究作為媒介。我們特別希望表達這樣一種對當下藝術發展的看法，這是這個展覽的整個思路。
Q：當代藝術與主流文化之間不是分裂的關系，當代藝術的創作者就來自人民，也是人民在發聲。藝術家和人民這個身份本來就是一個身份，而不是兩個分裂的身份。
A：這在過去是個誤解。藝術家似乎不是人民，高于人民的。
這種特征是文化身份決定的。我們現在要把人民作為中心的時候，就是當代藝術能夠發揮作用的邏輯起點。把它作為文化主流，而不是支流，更不是旁枝斜出。
如何解決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關系
Q：當代藝術家同樣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代表人民發聲。這個視角和上一次合美術館的展覽有所不同，是一個新的視點和立足點。從您策展而言，這個展覽希望在方力鈞個人藝術史中起到什么樣的意義?
A：我希望能夠讓社會能夠對方力鈞作為一個藝術創造者有更深入的認識。
Q：包括當代藝術的藝術家群體?
A：我希望改變什么呢?首先，一個藝術家的地位要靠某種市場來決定;某個藝術家畫賣到什么價?拍賣價格成為大家最關注的新聞，這是非常有害的!是損害藝術的!
在全世界都有，但中國表現的更厲害。文化發展不能太功利主義，用什么辦法讓人們對藝術家有更深入的了解呢?用藝術家的歷史，他們的藝術思想，他們對藝術的態度。
一方面把它更系統的呈現給社會;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跟社會互動。我認為藝術家也是在批評的推動下發展的。便于藝術家對過去的自我有更清晰的認識，可以更理智地去面向未來，賦予更高的文化使命，這也是我希望通過這個展覽去解決的問題。
這里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路是什么呢？我們究竟怎么解決文化的傳承跟創新的關系？就是說過去文化的所有的輝煌都成為我們今天來看的傳統，傳統中一定有精華，但是我們不能僅僅憑傳統去面向未來。我們得在傳統的基礎上有新的創造，所以我也很希望通過這個展覽去解決對傳統的態度問題。我們不能刻板的，沒有內在動力地去對待傳統，我希望樹立新的藝術觀，就是今天所有藝術的狀態是在為未來去創造傳統，如果藝術家有這樣的傳統藝術，我要讓我的創作跟今天有密切的關系，對未來還有影響，我既要面向未來，又要變成跟別人不同的東西，你跟別人相同的東西是別人創造的傳統，你怎么會變成未來的傳統，也希望通過這樣的展覽表達這樣的思想導向。
Q：傳統不是一個概念化的東西。
A：不是一成不變的，是動態的。
Q：讓藝術家把自己放在史觀里邊。有哪些作品和亮點可以推薦觀眾和讀者的?是沒有出現過的，特別強調的?
新的策展思路
A：展覽的方式是新的，過去我們沒有看到過。
Q：新指的是什么?
A：新是我們選擇作品的方法，呈現的方法，包括有藝術家的自述，策展人的評述，也有和批評家的論述相結合的文字、圖像綜合的展現方式。有一批作品是過去沒有出現過的，包括在90年代的一批水墨，這也是前不久方力鈞剛剛發現。
Q：為什么是剛剛發現?
A：是他在過去的資料里新發現的。
A：第一個亮點，90年代那批作品，包括畫水的系列和2000年以后大部分水墨作品都在他自己手里，也沒有多少，所以這一批顯得非常珍貴。
第二，是又系統地梳理了一下早期的自畫像，這在一個人的藝術史里面的呈現方式也比較有特點。
第三，是在2005年以后的一批作品，特別是一些雕塑類的作品。我們把這一類作品相對作為一個重點，把十年前的作品跟新近做的作品進行對比的延續。這個延續，如果不做解讀可能就不容易發現區別在哪兒。我們看是他區別于早期用形式來表現態度，近期從關系來表現態度，這種意識更加自覺。
這在去年評述近五年的作品時已經有所體現。這次把它再加強了，有文化意識或者時代意識。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的改革開放，經過了這樣的過程后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人民的物質已經得到了較大的豐富，但是我們現在仍然存在大量的社會問題，所以藝術家如果不能面臨這種社會問題，這個藝術家是不到位的。
在這個盛世，方力鈞體現出對于眾生，對于生命有深度的、切膚的體會，甚至有一種疼痛感，有一種不適感，這是非常寶貴的。也是社會不斷進步，需要通過藝術供人們產生警醒的。文獻給人更多的意義在哪兒呢?是語言不能完整表達的部分，是一種難以言傳的心得。這種藝術家的角度可能更加游刃有余，他的想象力的空間就會更大。而且我判斷藝術的基本魅力在于藝術家的想象力與觀賞者產生的共鳴是非常難以言狀的妙處。
在近幾年的作品中，方力鈞在文化的高度上顯然跟過去有所不同。這也是藝術家跟這個時代共同前進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展覽的作品能夠體現他的藝術思想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比上次的展覽更精煉，沒有堆砌作品的量。當然現在有兩個新的東西是在國內沒有展過的，一個是“鎢絲”的作品，去年在日內瓦的展覽有。這是在材料應用上的一個突破，在陶瓷之后用了兩種新的方式，一個是沒有燒的陶放進鐵籠子里一起燒的方法;過去是直接放在鐵籠子里邊，現在是一起放進一個環境中在高溫下看它的變化，這是方法上的突破。把兩種異質的物體放在同樣的高溫環境下燒，比如說金屬、玻璃，那個等于是鋼鐵的和陶瓷的，因為他們的熔點不同，物理、化學性能不同，中間會產生變化，沒有什么東西是不可以變的，一切都變，是對這個時代比較準確的判斷。
他在這個層面的一種探索、一種實驗性的興趣點在這兒，我們用了一件陶瓷作品，一件金屬籠子和陶瓷人頭組合的作品。這個也體現了對生命的關注。這兩個作品放在同樣的環境中看它的變化狀態，可以想象的東西更多。在同樣的高溫下鐵籠子沒怎么變，但是里面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他的藝術思想是對人的生存狀態，特別是人的精神狀態跟自然、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的一種關系，這種表達關系的方法就有了新的特點。我們希望能夠把這些拿出來，并且要做解讀。這個解讀不止于我們的解讀上，希望能夠引起大家的思考，希望能夠有更多不同的解讀。正是這種新的解讀，能夠對當代藝術的精神豐富性構建產生價值。
作為朋友和策展人的兩種角度
Q：不僅是從圖像上，而且是從物質的屬性上去研究和歷史的關系。那么，作為一個朋友而不是作為策展人的時候，您怎么去看他?
A：因為只有成為朋友我才能夠有興趣去思考它，我想也正是因為有獨到的認識才能成為更好的朋友，人與人相交更重要的是心靈上真正能夠達到某種共鳴和默契。這個默契是什么呢?他想做這件事的時候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樣的初衷，他的目標要什么，什么東西能打動他，什么概念能夠引起他的敏感痛癢。他也覺得需要有人了解，我相信人都有這樣的一種本能，既希望被別人了解，自己的妙處能夠被別人體會出來，但是又很擔心被別人過渡的解讀。這個尺度中人會有猶豫，為什么完全讓別人都了解自己?沒有隱私的時候也有風險。這個過程就是人交往的妙處，他可能在我面前會覺得秘密少一點，但是他還要維護一些，但是我會繼續探究，在這種過程中他還有一種思想的交鋒，還會有一些博弈。我們約到一起的時候大家都會覺得會發生某些意料不到的東西，或者是他覺得有一個東西特想找人分享的時候會想到你，這就是友誼的基礎。
Q：你們每年都會到景德鎮聚一聚嗎?
A：最近都在忙這個展覽。我也沒有把這個展覽僅僅當做是一個工作，我把它當做是一個系統工作的組成部分。比如，這個工作我還會繼續，我還會研究其他的藝術家，能找他們之間的異同，再形成某種更加強的判斷，未來藝術應該是什么樣的一個方向？只有你不斷地構建的時候，過程才會有樂趣。因為我不會覺得是一個負擔，盡管我挺忙的，事挺多，但是我做這件事就會很認真，一定要達到我想做的那個目的，或者說我認為我想通了，我想不通這件事，我覺得沒有意義，展覽呈現是我到目前為止對這件事想到的層面。我還會繼續去努力。
收藏能與歷史對話產生的藏品
Q：您對方力鈞有這么深入的探究，而且您也是一位很有實力的收藏家。那么，您個人的收藏中有沒有方力鈞的作品?
A：我個人基本不收藏當代藝術作品，但合美術館收藏。那是我們的一個公益事業。我個人收藏都是以古代為主。
我收藏一些符合個人的趣味的東西，希望是能夠跟歷史有一種對話的藏品。這比較符合我的文化趣味的方式。沒有歷史感的東西打動不了我。我要拿出來反復去體會，比如說古人的心境、狀態。我也會用一種合適的方式來呈現這些收藏，但一定是當代的方式，不是收藏展。我會以我的文化判斷，藏品僅作為素材來呈現，這是比較有趣的。
我對文人書房的陳設也比較有興趣，比如說筆筒、硯臺、筆架等等，我也收藏。中國文人工作狀態中的那種情趣是什么?我還收藏了很多的匾和楹聯，中國人這種精神的東西是怎么通過物化承載、表征的，這些都是我比較感興趣的。我要跟當代保持密切的聯系，我要看他們是怎么去表達對歷史的態度，我在尋找對歷史的態度，過程中會得到啟發。
個人收藏與美術館建設是不同的兩件事
Q：這些收藏，對您如何去觀察當代或者是今天正在發生的歷史是一個參照，或者是一種更好的觀察當代的體驗?
A：我把這兩件事分得非常清。我一個人的時候，只對歷史上精華的東西感興趣。我在不斷解讀這些歷史上留下來的東西的過程中，體會一種樂趣。而作為一個美術館和藝術機構，我們的使命是推動藝術的創新，我們要面向未來，這兩個的關系也是互相促進的，互相能夠更好的理解的。我沒有把這兩件事變成是一件事，是兩件事。
Q：那么，美術館的收藏體系是怎樣的?
A：美術館的收藏明確是當代藝術，也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藝術。之前發生的不是我們這個美術館的工作，我們在梳理藝術史的過程中會選擇能夠跟這段藝術史有關系的，收藏我們認為有一定重要性的作品。這個重要性不光是市場的重要性，市場的價值，主要有文化價值、研究價值。手稿會是我們比較重要的收藏內容，未來我們還需要去探索一些邊界，比如說當代藝術跟哲學的思想性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這種邊界我們也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方法。
我們現在正在考慮，展出在哲學思想上最有貢獻的哲學家的手稿，哲學家的手稿和他的文字所體現對人的思想的觸動，跟藝術之間有什么差別?也就是說我們強調觀念性的時候，強調思想性的時候走到極限跟哲學將會是什么樣的關系?走進哲學還會走出哲學嗎?這些都是我們比較感興趣的。
館際間合作的意義
Q：合美術館與民生現代美術館的合作已經是第幾次合作?這樣館際之間的合作有哪些意義呢?
A：第二次合作，第一次是張大力的展覽，2015年我們做了“從現實到極端現實：張大力之路”大型展覽。2016年民生館又做了一個新的角度，巫鴻老師策劃的“恒久與無常：張大力新作展”，找到了一種新的關系，正好張大力出來了一批漢白玉的作品，我們也希望一個展覽的工作不要在展覽之后就停止，應該有一個延續的關系。
我們未來也很希望找到某一個藝術機構或者是某一個策展人、評論家，在過去的工作基礎上的一個延續，我們也可以再深入下去，比如昨天我們討論徐冰的展覽，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也很希望展覽以后能到北京來展。這是我們非常希望的，我們強調的是一個展覽應該有的社會價值，應該有的文化影響，應該有的藝術史意義，所以我們很希望能夠跟其他的藝術機構能夠有更好的協同關系，大家形成合力來推動，而不是一家美術館孤立地去發力。
這樣至少有這么幾個方面的好處：第一個是大家可以更多的交流，很多新的方法都是在交流中產生的。他可以互相的借鑒，哪一個美術館有好的做法，有好的策展方案，大家可以共同來做一些工作。現在對于歷史的參與是希望大家有共識的，這個共識包括大家對某些標準的認可，對某些方向的認可。我們就特別希望，在這一點上藝術界能夠有更多的共識。我們一個努力的方向很希望當代藝術變成文化主流，這個時候大家應該形成某種合力，所以我們就立足于一個開放的觀念，開放的心態來做美術館。
剛才提到的任何一個工作他都不是孤立的，可以隨著時代的發展是延續的，我們希望這種延續的方式也是可以通過館際合作來展開。我們可能做某一段藝術史上的工作或者是做一部分藝術家的個案研究，其他的館可以做另外一部分我們來交流。
總體而言現在有一種時代的緊迫感。明年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四十年了，也就是當代藝術發展的四十年，基本判斷大家能達成共識的，這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事，從思想的起源一定得是這么看。早期我們更多的是對現代藝術的學習和了解，但是思想還是結合這段歷史的，都需要評論界、史界達成共識。重要的是，對這段歷史中的藝術的書寫，不要落后于社會經濟的歷史的書寫，精神性都應該是能夠有所引領的時代的，超前的，這個工作是大家要努力的。所以，這應該是當下美術館機構共同有的情懷，這種合作也是這種情懷的交流。
Q：這次展覽新的觀察一個藝術家個案的立足點也是對這三十年對中國當代藝術史書寫的再次的一種觀察，當然也是對過去的回望也是一種推進，是兩個作用。
A：我們希望一個展覽出來能夠有影響藝術史的書寫者能激發人們對某些問題的興趣，某些觀點能夠被大家吸納和接受，這一點非常重要。
Q：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