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趙麗莎

10月21日，在武漢美術館舉行了一場以“中國水墨畫的脈系及思想之變”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由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美術史論教授沈揆一擔任學術主持。與會的藝術家與學者圍繞水墨畫的“歷史與身份”和“媒介與邊界”兩個維度展開討論，共同探討了關于水墨的歷史譜系問題以及面對當代的轉換之路。

從歷史與身份中厘清水墨的角色

水墨與歷史、與當代之間的聯系紛繁復雜，水墨的身份這一概念中也涵蓋了諸多議題。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美術史論教授沈揆一從現代中國的山水畫談起，他談及了在中國的傳統繪畫當中，山水是最為常見的視覺形象，所謂寄情于山水存在著藝術家們對自然、歷史、社會和人生的關注，如果將國畫以民族國家中國人的文化身份來定義的話，山水畫則被視為中國的象征，這其中有著非常深刻的文化思考以及非常重要的符號意義。然而，今天的藝術家們的作品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的山水畫，沈揆一以王天德、梁巨廷、秋麥等藝術家的水墨創作為例，展示了他們所表現的當代的現實不同于古代的現實。他認為，當代的藝術家們用“山水”作為文化權利的宣言，通過它來體現地域、國家、民族和文化的身份。

廣州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教授李公明在發言中同樣提出了對“當代水墨”中“中國性”概念的思考。比如，中國當代水墨藝術如何從正當的“中國性”概念中，包括誰的“中國性”、什么樣的“中國性”中吸取文化自信的精神資源？李公明認為這些概念有著研討的空間和可能性，而不僅是我們經常掛在口頭上的宏大話語。再比如，如何從“本土性”概念中獲得現實感和合法的差異性，以藝術促進多元、平等的本土建設的問題。他認為，在對“中國性”的理解中，無法離開對“本土性”的思考，在當代藝術中，更涉及到如何運用藝術進行身份的建構的問題。在他看來，“中國性”和“本土性”不只是關于工具媒材與技術性的考量，而是中國當代藝術如何上升到文化自覺和行動自覺的層面，并與全球化展開對話的核心問題。

在水墨的歷史與身份的探討中，無獨有偶，湖北美術館館長冀少峰也作了主題為《由發現水墨到發現中國》的發言。一方面，他認為水墨是最帶有民族根性和民族文化符號的，水墨在中國面向當代社會發展過程中，與當代社會相協調、與今天的文明相適應。另一方面，對于藝術家來講，他希望藝術應回到早期沒有受到規訓的荒原的狀態，他說這才是有生命力的。

除了中國的藝術家、學者對水墨的身份進行了建構，武漢紡織大學教授大衛·布魯貝克（DavidBrubaker）也發表了自己對水墨的研究與理解。他認同“氣韻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一種融合共鳴”這一觀點，并且認為荊浩對于氣韻的理解對于指導今天的文藝創作依然有著意義。他還指出，中國和西方很大的不同在于，中國人希望通過繪畫來表達一個非常私人的對于自然的看法，即自然在本人眼中是什么樣子，而不是在大眾眼睛里的樣子。所謂中國傳統的美學觀念認為畫作是人與自然接觸時產生的一種技藝，一種精神，它不是一種非常科學的分析。他認為這為我們今天的創作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研究視角。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副院長黃小峰，作為此屆武漢水墨雙年展開篇的單元展“啟：中國繪畫的思想與筆墨”的策展人，他無意也無法來展示梳理中國繪畫歷史的完整脈絡，卻用滄海遺珠來引出問題，他從晚晴揚州畫家王素所作的《村居納涼圖》對清代流行的“豆棚閑話”生活主題的描繪出發，另辟蹊徑，拋開水墨的民族身份不談，而是在畫中人物的身份轉換中，研究發現了后輩仿摹前輩時自身對水墨形式的繼承與創造的的諸多問題。

《美術》雜志副主編盛葳則在全球的視角下提出，身份的問題不僅涉及到今天的現實，而且涉及到我們對歷史的重新改寫。在歷史學或者是藝術史學課堂中這兩年有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如何從全球的視角看待中國和中國的藝術史。他在主題為《中國畫之變的理論話語及其歷史語境的思想根源》的發言中，討論的不是關于中國畫的理論話語，而是關于如何去變的理論話語。他提出，雖然中國畫這一百多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遷，那么支持這些變遷的背后的理論話語是什么，是如何變的，應該用什么樣的理論話語去面對、看待和處理中國畫作為一種藝術其自身的變化。他認為這并不僅僅是藝術史和藝術理論內部的問題，而是取決于藝術史、社會史和思想史三者的互動。

陜西省文史館研究員、西北大學出版社學術總監高叢宜追溯到水墨的歷史而談到藝術的審美變化，南北宗主要是討論漢民族在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之間的區別，董其昌提出南北宗繪畫有很強的這種意識，然而中國東部和西部區域的劃分，一個是沿海的文化，一個是內陸的文化，這兩個文化之間的區別要比以前南北劃分更明顯，的確，東西和南北概念的替換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從媒介與邊界中洞察水墨的問題

除了對水墨的歷史與身份的梳理與厘清，水墨的媒介與邊界也是不能忽視的問題。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視覺文化與批評理論教授保羅·格拉斯頓（PaulGlaston）以付小桐的作品為例討論了水墨的邊界以及表達，我們看付小桐的看似由墨水點構成的畫作其實不是由墨水點構成，而是用針刺宣紙而成，甚至一幅畫大概需要刺25萬針，創作這幅畫的過程是一種冥想的過程。在付小桐的畫中包含很多中國傳統元素，比如山水，手工制成的宣紙，中國傳統上喜歡的風景，卻沒有加一滴墨水。保羅·格拉斯頓一方面提醒著今天的藝術家以及學者們關注水墨的邊界到底在哪兒，另一方面，他認為墨水的缺席和表達的在場之間的關系是對中國傳統的男權的一種挑戰，因為男人用墨水作畫的時候似乎就是一種男權的統治。（下轉第5版）